故宫博物院成功举办“2015年《石渠宝笈》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年9月17日至18日，故宫博物院举办了“2015年《石渠宝笈》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和2015年9月8日至11月8日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延禧宫举办的“石渠宝笈特展”，均是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院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中国大陆、中国港澳台、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及新加坡的64位正式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另有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的约150位青年学子及数十位媒体、社会人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正式开始前，举行了简短的开幕仪式，由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娄玮主持。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在致辞中谈到，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院庆，没有形式上的大操大办，而是以一系列精彩的展览和学术活动，以及服务观众的新举措来回馈社会。单院长向与会者择要阐述了故宫博物院近年来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和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包括努力搭建故宫研究院和故宫学院学术平台，将办公用房迁到红墙外以扩大开放区域，恢复原状陈列，开设新的常设展馆，全面提升展览水平，等等。单院长强调，学术研究是展览的重要支撑。此次“石渠宝笈特展”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是建立在故宫博物院的学者多年积累的学术成果，以及联合中央美术学院书画专家对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著录书画进行详细清理的基础上的。故宫博物院成立了书画研究所，希望通过搭建与国内外书画专家及研究机构合作、交流的平台，推动学术研究向深入和广博发展，同时带动学术后备力量的培养。其后，本次“《石渠宝笈》特展”的学术顾问、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肖燕翼先生作为与会学者的代表发言，充分肯定了举办“2015年《石渠宝笈》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学术研究成果对观众审美趣味的引导作用。

本次会议共有49位代表发言，分二个会场同时进行，发言者事先都作了精心的准备，15分钟的阐述准确而精彩（外文发言兼翻译时间为20分钟），讨论气氛热烈，提问者尖锐提问和发言者的回答充分体现了学术思辨的精神，评议人的评议简短、客观而深刻。

概括而言，本次会议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主题突出。本次研讨会紧紧围绕《石渠宝笈》进行，既包括了《石渠宝笈》的编纂、清宫鉴藏，亦涉及到《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碑帖的整理和个案研究，会议主题集中而不失丰富，论文表述精微而不失宏大。众所周知，《石渠宝笈》是乾隆嘉庆内府藏书画的著录，由故宫博物院来举办以《石渠宝笈》为主题的研讨会，可谓是名至实归。这也是学术界第一次以《石渠宝笈》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必将对中国古代书画史、鉴藏史的研究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学者阵容强大。本次会议共有64位正式代表参加，其中发言者49，主持兼评议专家13位，部分学者既是发言者，也兼主持和评议。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中24位中国港澳台及外籍学者参与，人数超过了所有与会代表的1/3，可见中国古代书画研究在海外的影响力。与会学者几乎涵盖了收藏、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的重要国家、地区和机构。发言、评议的专家中，很多都在书画、碑帖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是鉴定、研究领域的权威。尤其是担任本次会议评议的专家多为国内外知名学者，如肖燕翼、单国强、单国霖、陈振濂、尹吉男、王耀庭、张弘星、张子宁等，他们在会前认真阅读了与会者发言的论文，事先作了精心的准备。

第三，成果丰硕。与会专家基本上都提前提交了论文全文，秘书组也印制了论文集，资料翔实，准备充分而规范。经过两天、13场的发言、讨论和评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力地推动了《石渠宝笈》及相关书画、碑帖的研究。

本次会议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依靠传统目鉴和文献考证相结合，在鉴定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代笔是书画鉴定中的难题，傅申依靠多年的实战经验和大量材料的分析，发现了《石渠宝笈》的编纂者梁诗正为弘历宝亲王时期代笔的事实。肖燕翼通过题诗与文献著录的校对，以及钤印、本体笔墨的研究，发现故宫藏倪瓒《古木竹石图》和上博藏倪瓒《汀树遥岑图》俱为伪作。王连起以文献著录版本的考证为契机，通过文献的考证和实物比对，否认《晋文公复国图》的作者为李唐，以及题为宋高宗御笔，认为该图应是宋高宗朝院画家的作品。凌利中考证出释祖铭《行书赠蔡霞外》系从上博藏李升《澱湖送别图》中割出，以及弗利尔美术馆藏王渊《木芙蓉图》与故宫藏《水墨牡丹图》、大英博物馆藏《桅子花图》原应为一卷，并进一步确定了图像的真伪及创作年代。

印章也对书画鉴定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此次会议有部分论文专门讨论用印问题。王耀庭将传世书画上所见南宋内府帝后用印逐一进行分析比对并分析其真伪，牛克诚对绍兴御府印的不同表现形态及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赵晶对明初“典礼纪察司印”的演变及使用期限作了细致严谨的考察。

2、在材料的搜集、整理上有新的进步。

一是通过新的资料的发现、梳理，推动了传统研究课题的新进展。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故宫博物院的重要藏品，该图一直是国内外艺术史界研究的热点。余辉在论证现存《清明上河图》画幅完整的基础上，着重对卷后诸家跋文进行了考释，发现遗失的邵宝跋文对解读该画的创作动机有重要的价值，为该画隐含的“社会危机说”提供了新的证据。章宏伟通过对向敏中一族在宋代繁衍迁徙，尤其是吴兴向氏的考证，认为《向氏评论图画记》成书于张著跋文之前，与南迁后吴兴向氏的“画目二大籍”没有交集。衣若芬根据现存于朝鲜的三个完整版本还原了《北京八景诗集》的原貌，认为胡广等十三位永乐词臣题咏《北京八景》并非都是出于实景体验，而清宫旧藏本《北京八景图》也并非王紱所作的实景画，而是参照王紱诗作绘制出来的作品或摹本。张震大量的分析了乾隆在书画上的题跋，以画禅室为切入点探讨乾隆内府的绘画品赏趣味。董建中通过《乐善堂全集》、《乐善堂全集定本》、《石渠宝笈》三重文本的细致比较，得出《石渠宝笈》的文本编纂直接来源于画作的结论。吴敢、田艺珉对《石渠宝笈》著录、整理《诗经图》和建立学诗堂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探讨背后的政治动机。

二是通过博物馆藏中国绘画及《石渠宝笈》著录作品的系统梳理，公布了大量新的资料。围绕会议主题，不少学者利用自身便利的条件，对海内外博物馆等藏《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研究现状提出了细致的分析，给学术界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材料。如艾德玄、刘晞仪、马麟、史明理分别对檀香山艺术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清宫旧藏绘画收藏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司徒元杰、郭丹对香港地区、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石渠著录书画的整理和研究。王祎则对清宫旧藏碑帖文物进行了详尽的梳理。通过这些学者的贡献，我们对《石渠宝笈》著录作品及清宫旧藏书画碑帖现存状况得到一个较以往更为清晰的整体了解，为进一步的整理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此前关注较少的碑帖、纸品等，取得了新的进展和突破。施安昌分析了乾隆对石鼓文持久特殊的兴趣，尹一梅对康熙御笔《步虚词》拓本的出现背景、文物价值进行了详尽的考察，许国平厘清了懋勤殿本《淳化阁帖》是石渠著录本等学术疑问，秦明分析了《孔颖达碑》的流传过程，何碧琪对《麻姑仙坛记》诸版本进行了细致严谨的考证，朱赛虹对《石渠宝笈》著录的纸品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和分析，等等。

3、新视角拓展了研究视野。

一是中国学者从新的角度审视传统的艺术史课题，获得新的启示。《石渠宝笈》并不仅仅是清册账目，从中亦可见清内府书画鉴定、收藏理念，陈韵如从《石渠》著录宋徽宗书画入手，探讨了乾隆本人对艺术家皇帝宋徽宗的态度，曹星原从政府树立文化权威的角度讨论了《石渠宝笈》编纂的目的。卢素芬关注了一批原在《石渠宝笈》打入冷宫的“次等”之作跃升为“国宝”的现象。我们通常比较关注书画作品是如何进入乾隆御府，而较少关注乾隆时期御府的书画如何散佚出去。吴雪杉从金代李山《风雪杉松图》上的乾隆题诗及清内府鉴藏印入手，讨论乾隆重华宫茶宴联句及赐画的现象，并在此基础上考证了清内府用印制度的转变。《五马图》学界一般认为是李公麟纪实性的画作，黄小峰对好头赤、照夜白的题跋及满川花像是否为原配提出质疑，通过《宋会要辑稿》中朝贡的记载与画面题记进行比对，否认《五马图》是纪实性的作品，认为图像是出于想象，题记文字是出于虚构。

二是西方学者从中西交流的视野进行的新观察。胡素馨选取了《弘历洗象图》、《是一是二图》、玉粹斋婴戏图贴落及倦勤斋通景画四幅乾隆时期的绘画，从想象身份、形象、空间三个层次，对乾隆时期视觉文化——“折射”进行了探讨，其研究勾勒出了欧洲绘画技法及观念对清代宫廷绘画的影响。张弘星认为《石渠宝笈》著录作品以贮藏地点为次序，其著录方式、收藏理念有可能受到欧洲收藏传统和空间定位象记术的启发。

发言的论文很多，上述总结只是挂一漏万。总的来说，本次会议的论文无论在拓展鉴定研究方法、披露新资料，还是提出新视角上，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闭幕式由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任曾君主持，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娄玮对本次会议作学术总结。除概括、评价本次会议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外，娄玮强调，本次研讨会更重要的收获，可能是会上、会下，学者间相互讨论、问难，碰撞、激发出的学术火花，这将在未来引发大家更多的思考和探索，有可能会引出更多的学术成果。并指出了会议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如年轻学者虽然在逐步成长，但是进步的空间仍然很大，尤其是在书画鉴定经验和实证上面，需要向前辈们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同时提出，博物馆收藏的书画作品，是中国古代书画研究最主要、最直接的研究对象。故宫博物院是收藏中国古代书画作品最多、质量最高的博物馆，同时从本次会议的发言、评论可以看出，故宫博物院的学者在整体上，尤其是老专家在书画研究中仍然有着重要的作用，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基于这样的藏品和专家优势，故宫博物院一以贯之地愿意以开放的姿态，与中外学者们不断加强交流、合作，不断拓展中国古代书画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