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知青"版画

郝  伯  义

    如同十万垦荒大军中的版画家们一样，几十万下乡“知青”也不乏美术学子。他们是热心探索的青年，不甘于公式化、概念化、图解式的创作，  冒着“复旧”、“黑线回潮”的风险，立足垦区、讴歌生活，以凝重的情意创作了一大批描绘开荒、种地、测量、架线、植树、牧鹿、盖房、收获等丰富多彩的版画作品。

    在创作中，老作者对“知青”作者艺术水平的提高起着传、帮、带的作用。自1971年到1976年，每年办一次美术创作班，采取分散创作，集中提高的办法。从构图到刻印，边示范边讲解，使其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以概括，力求更完整。作品把生活与北大荒建设及自然景色有机地结合起来，刻画了北大荒人战天斗地的形象，表现了“知青”在北国边陲这一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的精神风貌，抒发了热爱北大荒的情感。六年间培育了具有一定独立创作能力的青年作者八十多人，共创作版画二百多幅，油画五十多幅，中国画六十多幅。国家、省出版部门为垦区出版十余册画集(辑)，有一大批作品参加了出国展览。涌现出一批“知青”画家，如版画家陈宜明(上海)、赵晓沫(北京)、周胜华(哈尔滨)以及擅长油画的沈加蔚(上海)、李斌(上海)、刘宇廉(上海)等。形成了一支以来自京、津、沪等大城市“知青”为主体的美术创作队伍，这就是70年代垦区美术活动的又一特点。如果说老一代北大荒版画的主题是一部反映十万转业官兵的创业史，那么，70年代的垦区版画则是描绘向农业现代化进军的新业绩。

    美术是文化中的一环，“知青”的美术创作活动，其潜在含义在于它呈现的文化形态，即城市文化的外溢、迁徙与转移。这种可视的外化的文化现象，是北大荒历史上未曾广泛发生过的。

    北大荒版画艺术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投身于垦区生活的创作队伍。粉碎“四人帮”后，北大荒广袤的大地上一派盎然生机，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一排排新房代替了过去的马架子，一半以上人家看上了电视。20世纪70年代后期，“知青”开始大批返城，北大荒版画创作遇到了挑战。北大荒版画要后继有人，要繁荣，关键在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20世纪80年代初，本地“知青”中有一批美术爱好者，他们是老垦荒战士的后代，这些人对哺育自己的黑土地感情纯真，他们从基本功开始学习，画速写，画草图。老作者定期集中观摩他们的草图，研究、指导，传授版画刻印技法，传递创作信息。有三十多位作者来往于生活的基层和创作室之间。他们在劳动、工作主余，在田野里、机车旁、晒场上、丛林间勤奋作画，不断创作出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新作。表现了垦区日新月异的生活和向“四化”进军的新风貌。1982年有90幅作品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北大荒风情版画展”上展出，1988年百余幅作品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乌苏里江行——北大荒风情版画展”上展出。1991年又在中央美术学院展览馆举办了“北大荒黑白版画展”，展出作品八十余幅，获得首都美术界专家和观众的好评。

    垦区版画创作主张立足生活，在学术上要胸怀全国，放眼世界。为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形势，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艺术欣赏要求，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了版画印制方法的探索。从习惯的油印方法中解脱出来，改用水印的方法，吸取民间艺术营养，在继承北大荒版画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发挥水印木刻在表现上的特点，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北大荒水印版画作品，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在一个以生产粮食为主体的农场群里，竟会有专业和业余的艺术品生产者，这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的文化现象。北大荒版画是企业文化艺术的一朵奇葩，几十年来为北大荒的开发建设树立了良好的文化形象。改革开放后，“知青”作者成为著名画家的为数不少，还有一些人跨出国门，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发挥其艺术才能。今天再看“知青”版画，似乎又回到那段历史。这些历史的艺术“遗产”，它的价值不仅在于艺术本身，还在于附着在作品中的精神魂灵，依然在诉述着那段往事。